秦俑二号坑平面图
二、新到考古队的老学生
1977年前季，考古队因为挖秦俑之功，组织大家去外地参观。大部分同志乘飞机去了南方，只有程学华自愿留下来主持临时工试掘二号坑。按照当时的时髦名称，就是办“亦工亦农考古学员训练班”（从附近农村雇用的年轻临时工）。很有意思的是，虽然“四人帮”已经垮台，但在程先生当家的一段时间里“突出政治”的气氛还是很浓厚的，一切行动都带有点“军事化”的味道。上班时，他布置这些学员除过扛工具、拉架子车，还要排队前行。车上放着一块小黑板，到工地后，把黑板挂在柿子树上或是栽在高土堆上。黑板上写着这些“学员”自作的诗。每天轮換一首，多半如“手握宝书心向党，一心一意把古考”、“毛主席的话是真理，字字句句记心上”之类。
那时，老程叮咛我：“你是搞研究的，就不要下坑了。发掘就让他们学员搞吧。”他交给我的任务是：过几天，把食堂的 “黑板报”換一次。于是，又编、又写、又画，这对从中学以来就写黑板报、办壁报的我说来，易如反掌，所以每次都如期完成。他还要我把过去形成的一百多首 “学员诗”编印成册，虽然我不懂这“顺口溜”式诗的“格律”，还是二话不说地认真去做。从内容上分了类，冠以标题，设计出封面和版式，再交给学员吴耀武刻蜡版。过不了几天，一本本刻印清晰、装订整齐的《考古学员诗集》就很快地送给了老程的案头。这些小册子除每人一本之外，其他的就成了送给领导者的“礼品”。
作为考古十几年的老大学毕业生的我，现在受到如此“关爱”和“器重”，真是让人有偷着乐的滑稽。而我还是有甘拜下风的精神的，愉快地接受了下来。不过，在“完成了任务”之后，时间就属于自已的了。所以，自己一有空还是钻到坑里去同学员们一块搞发掘。晚上，挑灯夜读。我想：不让接触实际工作，没关系。让咱“住闲”，咱自己也不能闲。
秦俑二号坑面积有6000平方米，为了解其坑形结构与文物内涵，考古队在坑范围内的不同部位选取一些“特征点”解剖，前后共开挖了19个试掘探方。至于写《简报》的“执笔人”，那是队领导早先确定好的王玉清同志。当时写的程序有些别样：不是发掘结束后按“探方纪录” 综合归纳的常规做法，而是在发掘过程中根据《简报》的框架，执笔人到发掘点上凭自己观察、了解情况，记到自己的小本本上，再形诸于简报文字。这也许是“省文管会的做法”，挺简捷，同我们省考古所“发掘日记—→探方纪录—→编写简报”的做法有别。我也不好说什么，反正又不是交我写的。但出自一种习惯，总不愿站在河岸上看“水涨水落”。这也并非对他人不放心，而总觉得“为大家的事”应该做好。于是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分析情况、讨论问题的机会总是很多的。他也很虚心地接受我提供的很多文献与论文线索，后来写进“几点收获”中去。
不过，当王玉清真正动笔写“简报”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生了问题。这就是他从程学华那里要来各试掘探方的图纸，准备形成一张“二号坑平面图”。但他拼来对去，总是弄不到一块。要么，是两个并列的“过洞”靠在一起而不见中间的“隔梁”；要么，就是两个并列的“隔梁”靠在一起而又不见中间的“过洞”。而且从平面上看，整坑形也变得畸形怪样。当然，这种情况是不符合实际的。王玉清本来就是个思虑多多、举步稳重的人，为了对图，虽不能说是“旷日持久”，至少也可比喻作“步履维艰”。 怎么办？因为工地拿事的领导长时间在西安。他只有继续伤脑筋地在那里苦“对”着。
拿事的人终于来了，也有点恼火。11月16日，考古队的我们几位业务干部被带到野外已经回填了的试掘坑现场去。顶着寒风，用铁铲在坑位上铲啊铲啊地铲。当然，这难不倒识土色、辨土质的考古人。所支出的，只不过是费点力气、出点汗而已。过不了多久，还是找到了二号坑的四边四隅和散在内部的各试掘探方。这时的我王学理，就排上了用场。驾轻就熟，我用大平板测量仪把铲出的轮廓线测绘到了图纸上。
啊！这时才发现，图纸上的试掘探方没有一个是正方向的，其拐角不是钝角便是锐角。“过洞”数不是原来坚持说的13 个，而成了14个！之所以发生这问题，原因就在于开始划方放线时用的是手持罗盘，凭着“一只眼”在看。难怪“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”，只是苦了王玉清这位老实人。以后《简报》发表了、并为社会引用的那张“秦俑二号坑平面图”，就是那次经我测绘的结果。事实让人再次明白：田野工作固然同土打交道，可并不是纯粹地“挖土”。 科学的态度与方法是积累研究资料的凭借，绝对马虎不得！
秦俑三号坑是个小坑，虽然面积只有520平方米，但全面揭露过程仍占了1977年全年的时间。领导还是常在西安的上层忙着，老程还是掌握着田野工作。他强调由他来主持“培养学员”，仍然给我没有具体任务。不过，我还是每天跟班到坑上去发掘。其间，除过自觉地测绘“三号坑平面图”之外。他硬拉着我用“海鸥牌”照相机拍照、冲卷。人家虚心求教，咱也不能保守。还手把手教会了他如何用“显影罐”，直到他照出的黑白照片有了层次感为止。
高大如实的秦武士俑和壮阔的坑形结构，是很容易招人注意的实体。而对残存在俑体表面那一星半点的色彩，就很容易被人忽略。大家只要翻阅一下秦俑坑原先发表的几期“简报”就会看到，文里只提到颜色的名称和大体的部位，就是这个原因。现在，我参与坑内工作，就特意留心这个问题。并决定给予補足，因为这里面包含的文化密码是绝不应忽视的。
三号坑未经火焚，所以试掘出来的陶俑颜色绚丽多姿，保留面积也大，是其他坑所没有的现象。因为爱，就怕失去。为要纪录这些原色，真令人招急！那时要把这颜色纪录下来就得靠彩色胶卷。买，没有领导的支持，只能“可望而不可及”。想买，当开口时又闭上了嘴。没有领导给任务，自己又是后到的，个人提出，不是自找斥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因为在省文管会，我是碰过这钉子的。那是宝鸡茹家庄周墓出土之后，很多人都去参观过。我向文管会的负责人要求，也想去看看，结果没去成还狠狠地被克了一顿，说是“想挤热闹”。在那“突出政治”的年代，我真后悔不应该调回省府的这座大城市！
不过，“办法”还是“逼”出来了。我当时设计了一张内容详尽的“颜色登记表”，逐俑按部位登录。办法之二，就是请秦俑馆的王志龙同志以“广告颜料”按陶俑的色别临摹，从而形成了一张包括13种色阶的“秦俑色样一览表”。当时，惟恐颜色称呼得不准确，惟恐拿上“登记表” 和“一览表”会给人造成误导。于是我特意拜访了王子云、何正璜两位艺术前辈，请他们给予定名。可惜，我登记的“三号坑陶俑颜色登记表”没有被老程起草、领导定稿的“三号坑简报”所采用。他们宁肯让陶俑服饰的颜料一项空缺，连这里的颜色提都没提。他们也不采用我测绘的三号坑平面图，却让“学员”用手持罗盘照我测的那图重画一张，连我设计的符号也搬了过去。后来我想：这大概是怕我产生“名利思想”，也好让他们“青一色”吧。其实，我作的“色表”和“测图”用意绝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给考古队的，以为这是“我看到的不足，就应该去做的”。即使简报上采用了也不会提名道姓，这更是基本的常识嘛！但现在对考古学术界有好处的事，为什么就宁肯欠缺呢？
啊，秦俑啊，秦俑。你们在阵列里都能融处在一个群体，而请你们出土的考古队就这么几个人，怎么还是百肠万结啊？谁能回答人们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呀？
